“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致信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时强调。

殷墟，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殷墟甲骨文为我们保留3000年前的文字，从中可透视3000年前殷商社会生活景致；殷墟出土的铜器、玉器、建筑基址及丰富的祭祀遗存，展示了中国历史上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物质成就和精神面貌。

回望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殷墟是中华文明溯源的基石。如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殷墟，其考古、研究和保护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不仅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也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文明进程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一、“一片甲骨惊天下”　从甲骨文到殷墟的发现

据《史记》所载，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王朝是夏，随后是商。商王朝的创立者称为“汤”，立国后传承17代31位王，自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历550余载。

商王朝控制的地域大致以今天的河南省为中心，兼及周邻地区。商王朝曾数度徙都。大约公元前1290年，商王盘庚将都邑迁至今河南安阳小屯附近。此后沿袭270余年再未迁徙。这座都邑今天被称为殷墟，当年的商朝人则称之为“大邑商”或“天邑商”。

殷墟的发现，离不开那则流传已久的故事：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差人抓药，检视药材时偶然发现刻写着文字的龟甲碎片。甲骨碎片上的文字便是后来的甲骨文。

1903年，以《老残游记》名世的刘鹗（字铁云），将其收藏的甲骨以拓片形式刊出，推出他人生中重要的著作《铁云藏龟》。1904年，国学家孙诒让基于《铁云藏龟》，撰写《契文举例》，首次对十余个甲骨文字加以考释。刘鹗和孙诒让的开创之功为甲骨学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真正奠定甲骨学基础的是古文字学家罗振玉与国学大师王国维。1910年，罗振玉刊行《殷商贞卜文字考》，明确指出甲骨文系商王室文字。1917年，王国维写成《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文，根据甲骨卜辞中的称谓，辑出商王世系表，并发现这份世系与《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商王世系基本一致。甲骨文与商王朝的关系，由此得以确认。

遗憾的是，在甲骨文发现长达10年的时间里，人们竟不知卜辞出自何地。直至1908年，学术界方知安阳是甲骨文故乡，洹水之滨的小屯是殷商旧邑，也就是《史记·项羽本纪》所说的“殷墟”。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与甲骨学研究，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和商王朝的王位传承序列。

殷墟的发掘，又等了20年。1928年-1937年间，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在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随后因日军侵华而暂时中止。1950年，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恢复了殷墟发掘并延续至今。屈指算来，殷墟是中国考古史上发掘时间最长的遗址。

二、揭示厚重灿烂的商代都邑文明

持续90余年的田野工作，揭示了“大邑商”的规模与内涵：商朝王族迁入时，先在洹河南岸建起宫殿和宗庙。与王族一道迁来的其他族人在外围各自建点，迅速形成“大邑商”的聚落框架。居民点持续增长，道路、水网逐渐修筑起来，各种手工业作坊星布其间。“大邑商”逐渐发展成以王族聚集地为核心，逐渐向外展开的“星团状”邑聚。路网、水网、聚落、作坊相互交织，形成“族邑为本、内密外稀”的无城都邑，总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

殷墟腹地的主要路网呈“两纵三横”分布，干道路宽约30米，其中两条南北向干道平行通向宫殿宗庙区；三条横向干道由西北向东南展开，在宫殿宗庙区南部与南北向干道相交。水渠也有干渠、支渠之分，干渠从洹河上游分水后沿地势从西北向东南流淌，在“大邑商”腹地向东南方向分出多条支流。

宫殿宗庙区位于洹河南岸，东、北两面有河首环绕，临河处有一片水域与洹河相通，系王室池苑所在。池苑东侧是王室的宫殿与宗庙，以四合院为主。宫殿宗庙区外围散布着大小不一的居民点，建筑同样以四合院为主，辅助设施有水井、陂塘，还有内部道路。因系“聚族而居”，房屋“三五成群”，多个居民点也会相对集中。从本质上说，商朝都城是社会“宗族结构”的反映。

作坊类型包括铸铜、制骨、制陶、制玉等，布局呈现强烈的“集群式”分布特点。当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作坊群是苗圃北地作坊群，它包括苗圃北地铸铜作坊、铁三路制骨作坊、同乐花园制陶作坊三大手工门类，出土有制模、制范、浇铸用的场地或房舍，熔炉遗迹及各式陶范。新发现的辛店作坊群远离殷墟腹地，临近漳河。

王陵区位于洹河北岸，与宫殿宗庙区隔河相望，东西长500余米，南北宽约300米，分为东、西两片，均有围墙围隔。王陵区发现有四墓道大墓、双墓道大墓以及单墓道大墓。四墓道大墓应为王陵，双墓道大墓和单墓道大墓则可能是商王配偶的墓葬。所有大墓都曾经被盗掘，但劫余之物精美华贵。

殷墟出土的可移动文物包括大量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牙器、蚌器、竹木器、漆器、皮革制品、纺织品。青铜器中，司母戊方鼎、司母辛鼎、妇好三联甗、鸮尊，以及双马驱动的马车配件尤其引人关注。玉器包括各种礼器、饰品、工具以及玩赏品，种类繁多，色泽丰富。陶器除普通粘土陶外，还出土白陶、硬陶及釉陶（原始瓷）。

殷墟甲骨文迄今共有3次重大发现，分别是1936年的H127甲骨贮藏坑、1973年的小屯南地甲骨和1991年的花园庄东地甲骨。殷墟还出土有相当数量的青铜器铭文和陶文，后冈祭祀圆坑出土的“戍嗣子鼎”铭文长达30字。

关于文明的定义有很多争论，考古学者大多认可作为文明的古代遗存，应该有城址、冶金术、发达的礼制和文字四大要素。这些要素在殷墟遗址中都有体现。殷墟整体的布局反映了城址的存在，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足以证明当时冶金术的发达程度，各类功能明确、制作精美的玉器说明商王朝有完整的礼制，甲骨文证明了书写文字的存在。因此，殷墟遗址是商王朝都邑文明的体现。

三、探源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

2001年，殷墟在“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评选活动中名列第一；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之际，在“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评选中，殷墟再次毫无争议地被列入其中。这一切，均缘于殷墟独特的价值与影响力，殷墟无疑是探源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

中国历史从史前时期发展而来。大约1万多年前，人们走出洞穴，来到河边台地，开始农业定居生活，逐渐形成最早的村落。贾湖遗址发现的墓地，见证了约8000年前黄河流域的社会面貌。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巩义双槐树等遗址，则是对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生动总结。距今5000年-4000年间，社会加速发展，长江流域迎来良渚文化崛起，中国社会进入考古学家称之为“邦国”或“古国”的新阶段。良渚古城、宝墩古城、平粮台古城等已经发现的百余座史前古城记录了这个时代。“古国”之后，“王国”崛起。这一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以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为代表，其所对应的时期便是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夏商周。

通观夏商周时期的古遗址，二里头遗址作为夏王朝最后一都，郑州商城作为商王朝奠基之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殷墟之所以受到全球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重视，则在于它集中反映了“王国”时代中国社会的全部要素。

殷墟西北冈王陵区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国王陵区。王陵大墓、宫殿宗庙建筑以及甲骨文中的国王卜辞“三位一体”，确认了3000年前的中国处在“王国”时代的盛期。

“王国”阶段的中国又被称为中国青铜时代，殷墟毫无争议地代表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妇好墓以100余平方米的空间，随葬了重达1.6吨的青铜器。若非被盗，殷墟国王王陵又该随葬多少青铜器呢？重达800余千克的司母戊鼎，已让当代人叹为观止。然而，殷墟出土的铜盆（或铜鼎）内范，直径达1.52米，器型之大，超过司母戊鼎。

铜器的重要性不仅在其大小，更在其如何使用。殷墟青铜器的种类与使用方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商王朝早期阶段已经大量铸鼎、尊、斝、鬲、爵，经过商中期的发展，到殷墟时期，以青铜容器为核心的礼制体系得以完备，突出表现在觚、爵作为酒器配对登场。殷墟发现的墓葬，死者等级越高，觚、爵套数越多，形成以觚、爵为核心，加以食器、乐器、礼器的组合，到西周才演变为以鼎、簋等食器为重心的组合。

妇好墓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的贵族墓。妇好是国王武丁的配偶，其人其事在甲骨文中有200多条记录。她的墓葬以及记录她事迹的甲骨文字，使得她成为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家通过考古发掘“认识”的年代最早的、有名有姓的真实人物。1990年-1991年，考古学家在小屯东北地发现一座四合院式建筑。建筑的正殿台基前，出土了1件铸有“武父乙”铭文的青铜盉，以及若干件殷墟早期的陶器。这座四合院极有可能是当年妇好与商王武丁住过的房屋遗迹。这种建立在“四方之极”基础上的居住模式，一直影响到今天。

殷墟考古的重要性尤其体现在大量甲骨文的发现。迄今为止，出自殷墟，刻写有文字的兽骨和龟甲总数约有16万片，包括数百片完整的卜甲或卜骨。甲骨文字的内容涉及祖先庙号、祭祀活动、狩猎征伐、天文历法、气象月相、农事百工、生老病死等。殷墟甲骨文虽然碎片居多，但从考古的角度，这些刻辞甲骨其实是当年商朝人有意识地整坑埋藏下来的。这也表明它们是当时的档案，其文字内容是地道的“成文文献”。

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中，如何强调以甲骨文字为代表的汉字系统的重要性都不为过。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虽然字体有所变化，但始终一脉相承，是目前十几亿中华儿女仍在使用的“活文字”，成为中华儿女血脉相连、生生不息的基因和纽带。

四、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例证

回顾中国史前史，万年以来中原大地曾经历过3次大转型：从狩猎采集到农业定居；从邦国并存到王国崛起；从发明文字到成文文献的出现。殷墟重现了3次重大转型的历史成果，以实物资料证实中国社会已经全面结束“史前时代”，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然而殷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集历史之大成，更在于它所表现出来的中原文明对周边其它地区文明的影响，表现在它对同期文明的辐射力。

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和三星堆八大祭祀坑，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发现。二者代表了基于长江中游和长江上游本土文化成长起来的发达地域文明，并且年代与殷墟大致相当。研究两者的青铜文化，可以清晰观察到来自中原商文明的强大影响。

新干商墓出土的鼎、甗、簋、豆、罍等，本是中原礼器系统的代表性器类。该墓出土的1件铜罍，其外形、纹饰、铸法，皆可追溯到中原商文明。三星堆祭祀坑中最能反映商文化影响的是1号、2号、3号、8号祭祀坑，均发现有青铜尊。铜尊颈部的三道弦纹，是明确的中原文化记忆。新干商墓和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所使用的铸造技术，包括块范法、铸焊工艺等，均承袭于商。三星堆大、小青铜人物服饰上的雷纹和流云纹，同样让人感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这种现象还反映在玉璋等其它礼器上。

文化的影响从来都是双向的。甲骨文中70余次与蜀国相关的占卜，殷墟发掘品中来自长江中游的硬陶瓿、来自长江下游的原始瓷，以及与草原文化有着密切关联的羊首刀、管銎斧、弓形器等，都体现出商王朝吸纳周边文化的博大胸怀。商文化向外辐射的背后，是社会制度、礼制思想以及生产技术的输出。与此同时，商文明也在吸收周边文化中提升自己。中原与周边地区在相互学习中融合，开启了新的文化发展阶段。这便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生动例证。

“大邑商”繁荣于东亚之地，其时，非洲北部处于埃及新王国时期，两河流域则进入到后巴比伦时代，几大文明在三千年前的地球上交相辉映。我们从殷墟读取到的信息是：商王朝成功巩固了王国社会的成果，完善了国家管理体系，发展了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礼制，构建了以甲骨文为特色的东方文字体系。这一切，为商王朝所代表的东亚文明注入了强大活力。当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断之后，以甲骨文为核心的商文明却将生命延续至今。

殷墟，出土了最早的成文文献，见证了步入“王国”阶段的中国社会，记录了鼎盛时期的青铜文化，诠释了三千年前人类文明的新高度。至今，殷墟保护区内的考古发掘活动仍在继续，那些埋藏在历史中的文化基因密码，仍待后来者去挖掘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