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城乡融合，首要要弄清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来龙去脉。今天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萌芽于唐，成型于宋。

强盛的唐帝国虽然发达，但人口十万以上的城市只有十多个，城市管理开始按城乡分设基层组织，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各设坊正、村正，尚无明确的户籍分野。但唐代户籍分编户（良民）和非编户（贱民），贱民附籍主家，可以像货物一样市场交易。五代乱局使门阀制度土崩瓦解，宋代则开始在户籍制度上一律取消良民贱民之分。为适应急剧膨胀的城市化需要，宋代打破自古以来的城坊制，按需扩张城市空间；取消宵禁，大开夜市；发展广告业，扩大商品宣传。同时放开户籍，取消市民按户籍分高低贵贱的等级制，并细化管理，人分城乡，户籍制度开始正式分为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由此正式拉开序幕，也标志着市民阶层正式形成。且当时还把户籍按常产占有分为主户和客户两种，有常产者称主户，无常产者称客户。宋代人口即破亿，占世界人口30%，十万人以上的城市达46个，首都人口过百万，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威尼斯人口也只有十万人，今天史书可见名字的宋代城镇多达4600多个。城市管理在十万人以上的城市主干道都设有时针专人值守报时，为防止污染空气，超百万人口的首都汴京只准烧煤不准烧柴。1077年，北宋工商税收入占70%，农业税仅占30%。发达的城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户籍管理制度。宋代百姓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即可获得当地户籍，京城也同样如此。曾参与王安石变法的曾布对此感叹：“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城乡分治从景德四年（1007年）自首都开封首先实施。

自1958年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开始，中国当代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正式问世。当时出台的法理解释是：宪法所指居住和迁徙自由，是指不违背国家人民利益下的自由，而不是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决定自由，所以不准随便迁移户口，不违背宪法规定。改革开放后，农民在土地上的空闲时间有了大把剩余，悄悄进城干零活增加收入，成了一些头脑灵活农民的追求。在此背景下，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经商。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央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中30多个“允许、允许、也允许”“可以、可以、也可以”中的一个“允许”。以此为分界，农民进城经历了从禁止到限制，再到逐步走向全面放开的历程。有了这个“尚方宝剑”，1984年，深圳开始实行暂住证制度，办理暂住证的条件是提交身份证、暂住地合法居住场所证明、照片两张，符合领证者还需交纳流动人员治安管理费，满足上述条件后7日内发证。暂住证最长时效一年，期满前十日内要到暂住地派出所重办。2003年《行政许可法》颁布后，暂住证制度的强制性与法律规定相抵触，一直受到法律专家和社会学家的“声讨”，当年少数城市开始取消暂住证制度。2005年部分取消“暂住证”的城市因外来人口犯罪率反弹而恢复该制度，有的则将“暂住证”换个名字，由此“居住证”应运而生。从公元1007年的城乡分治到2007年的居住证出现，整整经历长达一千年的岁月磨洗、一千年的历史推演。2008年8月1日，深圳居住证制度正式实施。与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承包权、经营权相似，暂住证、居住证都是从户籍中分离出的一种身份证明。2014年7月31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意见》规定建立统一的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和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2015年2月25日，国家《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问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相关改革方案提出取消暂住证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暂住证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明显带有歧视性，使农民在就业、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的权利受到限制。不久，国务院公布《居住证暂行条例》，要求自2016年1月1日起开始全面实施。至此，暂住证全面退出历史舞台。

户籍制度是我国古代“登人”和“编户齐民”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尚书·多士》即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记录，可见殷商时代就有人口统计。到了周代还有管理户籍人口的官职，三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春秋战国又有“书社制度”“上计制度”。《秦律》规定不仅要详细登记户籍，还制定了什伍编制法。汉承秦制，且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全国人口调查管理制度，不仅包括个人、家庭成员，还包括各类资产占有及价值。至隋朝户籍制度与科举制度结合，实行“本贯应举之制”。按地域分配考试名额，首次把国家福利与人口户籍捆绑，但无城乡之别。

户籍管理也是世界各国最基本的社会管理制度，国外多叫“民事登记”“生命登记”“人事登记”等，美国实行的是“出生死亡登记大纲”，没有户口登记，公民可以自由迁徙，但公民移居某地必须有符合要求的住房面积和稳定的收入。美国人的驾照、信用卡、社会安全号大体相当于中国人身份证的角色。日本实行的是“住民票”制度，它以家庭为单位标明每个人的身份、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户口随身走，迁徙自由，住民票完全随住址移动。孩子在20岁的法定成人之前，无权独立设立自己户籍，一旦成人完全自由。法国的户籍管理则比较详尽，连父母的职业、经济收入、国籍、宗教信仰等都收入法国人的户籍信息与就医、存款等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但迁徙自由，愿到哪儿到哪儿。

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利润规律、供求规律，要求市场的参与者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和最佳效益，城乡二元制度不平等的身份限制了契约的自由签订，制约了各种社会资源合理配置，迁徙不自由，身份难转移，地位不平等。特殊历史时期还形成了“重义务，轻权利”的观念。户籍的二元制度应回归为国家提供统计资料，为公民提供相关信息的初始功能，不分城乡、不分职业、不分地域，与各种户籍“附着物”脱钩，全国统一，可以自由迁徙。

实施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经生成了二元社会结构，同时孕育出深刻影响人们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城乡二元文化，城乡的二元性，其背后隐藏的是公共产品的公平配置，城乡差距的合理缩小，社会利益的公平维护，牵一发而动全身。当下还有诸多待解的矛盾和难题。

一是如北上广深等一些超大城市户口在短期内还无法全面放开。中国和其他中小国家不同，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且大多生活在乡村的人口大国，一旦把为数不多的几个超大城市户口放开，会带来人口爆炸，这些城市将无力承受。超大城市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梦想地，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收入高，生活环境好，公共服务水平高，尤其年轻一代农民工，最理想的落户地就是这些超大城市。

二是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探索。要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适合基本国情，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城乡统筹，整体设计，以缴费型社会保险制度为主体，以非缴费型福利项目为补充的社会保障新体系，绝非易事，需要试点试验，探索经验，分步实施，稳步推进，才能达到维护稳定，促进公平，满足需求，降低城乡居民生存风险的目的，这是城乡一元、融合发展、互促共进的基础。

三是一些集体经济发达的地方又出现新的逆城市化现象。尤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行以来，确权到户到人，面对几千万甚至几个亿数十亿的集体资产分配，一些原先转出户口的农民又要求转回本村。遇到此类问题的地方，正在探索转回户口的补偿办法和补偿标准。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村，还出现另外一种现象，陕西宝鸡市一个年收入超千亿元的村，出台一条激励政策，凡为本村集体经济年创收超三千万元的，奖励一个本村户口，曾有一个年创收超15亿元的获奖50多个本村户口，这些现象可能是古今中外户籍制度史上特有的。

四是二元思维转化成一元思维需要一个过程。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化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已经固化，对于许多制度设计者和资源掌握者而言，要转化成一元化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这是一种“习惯”的改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只有用城乡一元化的思维才能解决城乡二元化的问题。

当我们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制高点上俯瞰城乡二元制度时，既要看到这一历史现象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又要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大胆开拓探索新路，是方向，是目标。

今天中小城市户籍已经放开，但农民为什么还要一脚城一脚乡的两头跑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谓城市化，就是把农民化入城市的过程。由于制度设计、文化背景、思想观念、历史沿袭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和西方在城市化进程中有很大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农民城市化后彻底斩断了和乡村的联系，而中国农民进入城市之后，根脉仍与乡村紧密相连。

一是难以分割的集体利益。在西方私有制国家，农民进城后，将土地一卖了之，与土地的关系就此割断，物质上也不再有任何联系。我国是公有制国家，农民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是集体所有，农民只拥有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没有自由买卖土地的权利，要进城落户可以退出承包地，但退出后村集体要给予合理的补偿。集体经济强、土地价值高的地方，集体组织有能力补偿，但农民不愿意退出，还想从集体获得更多收益；集体经济弱、土地价值低的地方，农民愿意退出，但集体组织又无力补偿。我国58万多个行政村中，绝大多数是集体经济发展较弱的村，因此，从物质层面看，我国农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彻底割断与土地和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

二是与生俱来的乡土观念。西方国家大多是移民社会，历史上一直以动态扩张为理念，到处攻城垦地，掠物殖民，缺乏故乡观念，更没有留恋故土的情结。北欧海盗自公元8世纪到11世纪盛行几百年，从北极圈到地中海，从黑海至大西洋，势力遍及西欧、东欧、北非、中东和北美；随后的大航海时代揭开了殖民历史的大幕，直到上世纪中期，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美国六个国家的殖民地遍布全球。中国从历史上就是农耕社会，寻求稳态的安逸，安土重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聚族而居，“谁不说咱家乡好”，“月是故乡明”，对故乡的感情十分深厚。穷家难舍，故土难离，背井离乡是万般无奈时的选择，即使远走他乡，也会抱着“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思想，回乡安度晚年。即使生前未能回乡，死后也要“马革裹尸还”，魂归故里，回乡安葬。今天每逢春节期间数十亿人次的人口大流动，就是中国人对家的眷恋、对乡的怀念的生动写照。故乡永远是中国人的情之所系，这是融化在民族血液中的一种文化，是代代相传的民族基因。

三是根深蒂固的乡缘意识。中国人心中对家乡的语言、文化、饮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习俗等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一衣带水，桑梓之谊，老乡不仅是一种地理空间上的关系，更是一份情感的联系。亲不亲故乡人，对于长期远离家乡的人来说，老乡如同亲人。农民进城打工，同乡人往往从事相似的行业，也更倾向于同乡聚居。比如浙江人从事服装、制鞋等行业，福建人经营木材生意，广东人经营铝合金、建材等，由此也形成了很多大城市中的“浙江村”“福建村”“广东村”“河南村”等同乡聚居、行业趋同的现象。各地的同乡会、地方商会不仅遍布各大城市，甚至在县城也有分会组织，在海外更是6000万华人华侨团结的载体。各类以乡缘为纽带发育出的组织也从最初的同乡联谊逐步转变为稳固的商业同盟和利益共同体。“乡缘”在华夏子孙的意识里具有独特的认同感、归属感、亲近感，向心力、凝聚力、组织力。

四是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移民社会是一个一盘散沙的陌生人社会，运行规则只能靠契约。契约是西方社会运行的普遍逻辑。契约关系具有普适性，同时，可以随时终止旧的契约，也可以迅速建立新的契约。靠契约建立的西方社会的团结是外律型机械组合。而中国的乡村是熟人社会，世代聚族而居的邻里关系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形成了一套建立在感情、诚信和互惠基础上的交往规则与行为规范，注重人际关系的协调，讲究人情、关系和面子。以感情生成的人际关系具有独特性，情感的建立与消除也不像契约那样可以立马兑现，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中国人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团结是内生性的有机融合。这也使得中国农民与世代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乡村人际关系很难割舍。

五是历史积淀的价值取向。西方国家崇尚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更看重个体价值，提倡人的自由和个性发展，家族意识相对淡薄。中国人看重族群，重视家庭，崇尚大家族观念。以姓名为例，西方习惯名前姓后，强调个人特性，而中国人则习惯姓前名后，更强调家族传承。梁启超曾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也”。受儒家忠孝、仁义及三纲五常等思想影响，中国乡村形成了以家规、家教、家训为核心的家族文化体系和宗法制度，其传统和精神理念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植根于每个中国人心中，即使远涉重洋，以姓氏族群为旗帜的寻根问祖仍是6000万华人华侨心中解不开的情结。

与拔根就走、彻底了断、无牵无挂的西方农民进城落户不同，中国农民在乡村的根扎得既深又广，且根系发达，千丝万缕，源远流长，既有物质层面的联系，又有精神层面的寄托。这种独特现象决定了中国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城市化的模式，而应采用集成改革的方式解决中国城市化问题。

一是变革思维方式。首先应充分考虑公私两种所有制农民选择进城的自由度不同。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农民个体的自由选择权在某些方面势必受到共同体的约束。其次应充分考虑两种精神寄托的追求不同。西方移民社会以动态扩张的四海为家为追求，中国安土重迁以叶落归根和乡土乡缘为追求。再者应充分考虑两种人际关系生成的基因不同。陌生人社会以契约为基因生成的机械式组合不需时间，熟人社会以情感为基因生成的有机性融合则需要过程，因此，中国城市化的制度设计，必须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弄清“拔根”与“扎根”的区别，从中国的发展现实出发。

二是变革城市化理念。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城市化高潮：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旨在建城立邦、巩固政权，建有城池七、八百座；第二次是宋代，旨在促进商贸、繁荣经济，仅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就有四十多座，史书上可见到名字的镇达4600多个，首都汴京人口超百万，世界第一；第三次也就是当前正在进行的城市化，主要目的是繁荣经济和宜业宜居。今天的城市化，最重要的是正确理解城市化的内涵。城市化不是把人都集中到大中城市去，也不是一定要有一个聚集居住的“城”或者“镇”，而是居民无论在哪里生活都能享受到与城市相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就目前情况看，我国农民进城买房大多集中在县城或集镇，因此只在大中城市下功夫不符合城市化发展规律和现实社会需求，也不是城市化的本意。大多数发达国家承载人口的主体都是小城镇，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城市化还是应以发展小城镇为重点，走费孝通先生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的“小城镇大战略”的路子，让农民就近就地城市化。

三是变革产业布局。要实现就近、就地城镇化，产业支撑是基础，解决农民就业是关键，要围绕小城镇发展符合农村需要、适合农民就业的二三产业。应充分发挥制度优势，通过行政干预将国有企业总部及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搬迁到小城镇。从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来看，许多小城镇都是围绕企业和大学发展起来的，如西雅图的林顿镇、旧金山湾区的硅谷、英国的剑桥和牛津等。据调查，德国前100位的企业，只有3家企业总部设在首都，其余均在中小城镇。我国96家央企全挤在首都，每个省几十、上百家省级国企也都挤在省会，在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这些企业总部完全可以下迁到乡镇去。“总部经济”、大学带城的效应一旦释放，将会极大地促进和带动当地产业和小城镇发展。

四是变革治理思路。城乡两栖、居业分离的生活状态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道独特风景。采用过去稳态的人口治理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实际需要，亟需调整路径、创新方法，应探讨无论户口在哪里，居住二十天以上的都要在社区进行登记，作为常住人口进行管理的治理思路。也可以借鉴美国社会安全号码等更加灵活的常住人口管理方式。农忙回乡务农，农闲进城打工，将农业作为副业，将农村作为退路，这可能会成为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民的生活常态，城乡统筹治理，变静态的被动跟踪服务为动态的主动超前服务是适应这一生活新常态的必由之路。

五是变革城乡体制。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应该按照人口密度和人口集聚程度，而不是按照城乡或行政级别配置资源。一个一万人的村庄就应该按照一万人的社区去配置资源；一个几千人的集镇，就应该按照几千人的实际需求去配置资源。只有打破按城乡、按级别配置资源的旧思路，才能从源头上杜绝城贵乡贱、重城轻乡、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我们已经结束了以农养政的时代。历朝历代，各个王朝都是以农养政，以农养兵，以农养国，以农养城。没有农业税，什么都没了。今天，我们在2006年已经取消了农业税，进入了以工养政，以商养政的时代。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后来又提出一体化发展、协调发展，今天中央更进一步提出要融合发展。所谓融合发展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融为一体，跨界、互渗、迭代，彻底打破二元制度。那么怎么才能在目前这种二元格局下实现融合发展。首先是要从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是俯视还是平视。乡村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乡村手里。乡村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这些制度设计者，怎么看待乡村，这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谓俯视是居高临下看乡村，觉得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是代表人类文明最先进的文明，农业文明是落后的，应该抛弃的文明。用这么一种心态去对待乡村，出台的制度，制定的政策，把乡村视为低等的，这肯定不能融合。必须以平视的心态来看待乡村，应该知道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是并行不悖的文明。要同时发展、同样发展、同步发展，而不应去抛弃。

从根本上说农业文明是母体文明，没有农业文明，一切文明都是空中楼阁，都不可能存在。首先人要吃饭，吃饭问题谁来解决？那就靠农业文明。所以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各有职能，没有高下优劣，那为什么农业文明落后了？说起来很复杂，实际上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没有像工业、像城市那样注入现代元素。什么是现代元素？就是现代理念、现代思维、现代设施、现代技术、现代服务、现代金融、现代人才、现代管理等等。如果像工业、像城市那样注入这些现代元素，农业马上就发达起来，就现代化起来。

第二是还债还是恩赐。中国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庞大的乡村支撑，才得以发展这么快。历来都是三农给城市、给工业做贡献。三农付出的代价，应该说是哪个领域都比不了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工业原值的90%以上都是来自于农业的积累。我们现在已经建立起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联合国去年底给世界各国“发了一张表”，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这一张表全世界只有中国把它填满了，一项不缺。我们这么一个完备的工业体系，靠的就是农业的积累打下的基础。直到今天，2.8亿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就是在给城市作贡献。过去是奉献食物，现在是奉献活劳动。不管是大中城市还是小城市，农民工一旦撤出，这个城市可能当天就很难运转，会很快瘫痪。所以直到今天三农还在为城市为工业作贡献。包括我们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价格只涨了十几倍，而工业产品涨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价格剪刀差依然在拉大。因此，今天我们应该抱着“还债”的心理，而不是在给农村施舍、恩赐。

第三是嵌入还是融入。应该把乡村的二三产业作为整个城市二三产业的一部分，一体谋划，一体实施，一体监管，一体服务，不能只是城市工业到乡村搞个象征性的项目，像打补丁一样嵌入到乡村，就算进入乡村了也没法融合。必须把乡村的二三产业纳入城市二三产业体系，使城乡二三产业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同时提供同样的服务。

第四是主动还是被动。城乡融合，城市的一切大都处在上游。如果不主动去给乡村服务，解决乡村的问题，乡村缺什么，给他补什么，而是要乡村去求着城市，那很难融合。城乡二元制度生成一个二元社会，二元社会又孕育出一种二元文化，认为农村人低人一等已经内化为一种社会心态。因此必须是城市、工业，主动去帮助乡村解决问题，才能融合。

第五是一元还是二元。城乡不能再两张皮各行一套，重城轻乡或有城无乡的旧观念、老套路必须从思想理念和思维方式上彻底革除。

从实际操作上、工作实践中怎么在当下使城乡融合为一体，从战略层面看，党委政府应该在六个方面体现优先。十九大报告里面提出三个优先，第一个是就业优先，第二个是教育优先，第三个就是农业农村发展优先。农业农村发展优先，怎么优先？在实际工作中，应落实在六个方面，这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先决条件。一是要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略中，体现优先。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略，特别是市县这两层，一定要把乡村放在优先的位置考虑，在资源配置、制度建构、管理服务等方面，把城与乡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综合设计、统一谋划。二是要放在城市与乡村大背景中体现优先，乡村与城市比缺什么就循序渐进补什么，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应逐步实现均等化。三是要放在农民与市民大格局中体现优先。因为现在农民和市民的权利还不对等。权利不平等是一个最关键的不平等，应该在权利方面体现优先，让农民缺失的权利逐渐平等。四是要放在一二三产大结构中体现优先。经济学家把产业分一二三次产业，我们向来都是重视二三产业。对于一产喊得很响，就是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干起来不要。20多年以来，全国的金融贷款，给农业方面的只占贷款总额的5%左右，所以乡村缺钱，没钱肯定不行。印度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之前经常饿死人，农业很落后。从70年代开始，进行三次农业革命，白色革命、蓝色革命、绿色革命，白色革命就是牛奶，水牛产奶就是世界的独创。印度的牛奶产量比我们要高2000多万吨。水牛产的奶的质量非常好，免疫力特别强。蓝色革命就是水产养殖。绿色革命就是农业种植业。这三次农业革命打了翻身仗，现在印度是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策性银行深入到乡村，三五个村都办一个政策性银行，家家户户都开上账户随时可以贷款。莫迪上任之后，提出开户计划，城市也推行这种办法，家家户户开设账户，随时可以贷款，贷款有了钱，就能创业。我们在一二三产大结构中对农业的投资、农村的投资应该进一步加强。五是要在城与乡、工与农，用人的大导向上体现优先。人才使用的大导向上体现优先是干部的风向标。党和政府在乡村振兴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一懂两爱的干部队伍，有了这支队伍，各项工作才能落到实处，必须把三农干部队伍配强用好，经常培训，不断提升他们的水平能力，并在使用时优先考虑。六是要放在社会舆论的大氛围中体现优先。中央说三农是重中之重，媒体对于三农的宣传还要进一步加强。

六个优先是党委政府应做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靠市场推动城乡融合，即依靠市场的力量推进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土地、技术、资本、人才等应遵循市场规律流动起来。比如人才流动，应鼓励支持城市退休人员到乡村去发挥余热。历朝历代城乡人才都是互通的，官员告老还乡，商人衣锦还乡，连当了皇帝的刘邦都想念家乡，当了十二年皇帝后，回家乡住了20多天，并唱出了千古留名的“大风歌”。改革开放以来高速的城市化，使许多人都有乡村生活经历，都有乡村情结，他们城里退休后很想回乡生活，为家乡作些贡献。应顺势而为，帮助这个群体实现理想。

(作者系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